张慎言画像
在明清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山西阳城走出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张慎言。他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坚守清廉与正直，在政治、思想、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事迹和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后人追求正义与廉洁。
初入仕途 崭露头角
明万历五年（1577年），张慎言出身于山西阳城的一个官宦家庭，祖父张升曾任河南布政司左参政。然而，他的命运却颇为坎坷，自幼就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但生活的磨难并未磨灭他的志向，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张慎言天资颖悟，勤奋好学，从小就对五经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这为他日后的仕途和思想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33岁的张慎言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出任山东寿张县知县。初入官场，他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为民着想的情怀。张慎言来到寿张县时，正遇荒年，百姓生活困苦，他心忧如焚，一方面积极争取赈济，一方面四处巡视，了解百姓疾苦。他穿着朴素，以至于有一次坐在公堂之上准备处理公务时，竟有人误认为他不是知县，上前大声斥责。当得知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就是知县大人时，那人吓得赶紧跪下磕头请罪，而张慎言并未治他的罪。他的亲民形象和务实作风，很快赢得百姓的赞誉。
展开剩余82%由于在寿张县的出色表现，张慎言随后被调往政务更为繁重的曹县。在曹县，他同样心系百姓，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各种困难。当时，朝廷财政紧张，为了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他拿出库银收购稻米。后来，曹县连续几年遭遇荒年，正是这些储备的粮食让百姓得以渡过难关。他还注重发展当地的农业，积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使得曹县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泰昌年间，张慎言擢升为陕西道御史，开始在朝廷中展露头角。然而，他的性格刚正不阿、敢于直谏，也为他的仕途带来了诸多波折。
当时，朝廷中发生了著名的“红丸”“梃击”和“移宫”三大案，这三大案涉及到皇位继承和宫廷权力斗争，引发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以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两大政权集团之间展开激烈斗争。张慎言仗义上疏，主张揭露阉党阴谋，并发出“谁秉国成，一至此极”的诘问，对朝廷中一些黑暗现象和权力斗争的内幕进行了深刻批判。他的言论引起阉党的嫉恨，也让天启皇帝大为不快。时隔不久，他又上疏为御史贾继春辩护，贾继春因请求另外安置选侍受到贬官处分，张慎言认为此举不公，为其鸣不平。张慎言的这一行为终于触怒了天启皇帝，最终受到停俸两年的处罚。这是他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
后来，朝廷财政紧张，天启皇帝想起张慎言的正直和能力，命他前去管理京城周围的屯田事务。张慎言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畏惧，立即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调查。经过深入考察和反复思考，他提出了对天津、静海、兴济之间的万顷土地用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和屯种等五种办法进行管理，并建议由广宁失守之后大批流入关内无家可归的难民来垦殖。这一建议既解决了难民的生计问题，又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得到朝廷采纳，并收到良好成效。
然而，张慎言的正直和敢于直言的性格，使他再次陷入困境。天启五年（1625年），他因祖母去世请假回乡奔丧。此前，他曾上疏弹劾权臣冯铨，冯铨对他怀恨在心。此时，冯铨抓住机会，买通阉党曹钦程，指使曹钦程假造情况，诬告张慎言在曹县任职时盗取库银三千两。熹宗接奏后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张慎言打入大牢。曹钦程为防张慎言再起，还故意捏造说张慎言在狱中不服，狂言乱语。最终，一道圣旨将张慎言贬到了肃州。在肃州流放期间，张慎言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引水自种果蔬，借阅史书自慰，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困境。他在诗中写道：“荣辱相倚寻常事，贵贱更端五十年。”“簪笔羞称霜作字，荷戈喜傍酒为泉。”展现出他面对挫折时的坦然和从容。
昭雪再起 力挽狂澜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崇祯皇帝即位，诛锄阉党，张慎言得以赦免。崇祯元年（1628年），张慎言官复原职，补为湖广道御史。张慎言重新回到朝廷，依然初心不改，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在朝廷解决阉党专权的问题上，他提出要彻底清除阉党势力，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先削弱其权力和影响力，再逐步铲除其根源，“先减其势，后除其根”。这一策略既考虑到了阉党势力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又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为崇祯皇帝治理朝政提供了重要参考。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和卓越才能，张慎言先后被提升为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等职。在刑部任职期间，他公正执法，不徇私情，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他深知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认真负责，仔细审查案件的细节和证据，确保判决的公正合理。他的公正执法赢得了百姓的称赞，也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然而，张慎言的仕途再次遭遇波折。崇祯三年（1630年），他因替耿如杞申辩而与当朝意见不合。耿如杞是一位正直的官员，曾因拒绝为魏忠贤建生祠而遭到诬陷。后来，耿如杞在保卫北京时，由于魏忠贤余党的作梗，士兵哗变，被崇祯皇帝下旨逮捕。张慎言认为士兵哗变的责任主要不在耿如杞身上，应从轻发落。但崇祯皇帝却认为他在有意替耿如杞开脱，下令将张慎言革职。此后8年，张慎言回到老家屯城村，过上了闲居的生活。
在屯城期间，张慎言并没有因仕途的挫折而消沉，而是将精力投入到了文化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他经营泊水园亭，研习六经内典，著书立说。他自幼文采出众，一生著作甚多，诗文代表作为《泊水斋文钞》和《泊水斋诗集》。他的诗歌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情感真挚，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还擅长书法，其书法作品与当时的大书法家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藐”之美称。他的书法作品笔法自由奔放，结构严谨而富有变化，既融合了历代书法名家之长，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所书的碑记、家书、屏联等，虽然是信手挥毫，却被人们看作精品，尽数收藏。
南明岁月 壮志未酬
崇祯十一年（1638年），张慎言被重新起用，历任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和南京户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张慎言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负责管理官员的选拔和任免事务。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张慎言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一心想要辅佐福王，恢复明朝统治。张慎言上任后立即向弘光帝上《中兴十议》，包括节镇、亲藩、开屯、叛逆、伪命、褒恤、功赏、起废、惩贪、漕税等方面，这些建议旨在整顿朝纲，加强军事力量，恢复经济，惩治腐败，得到福王嘉纳。
当时，南明政权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张慎言主张选拔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不论其出身和背景，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应该给予机会。他积极推荐吴甡、郑三俊等有识之士，希望能够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的这一举措却遭到了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人的反对。这些勋臣在南明政权中拥有一定的势力，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排斥异己，与张慎言产生了激烈冲突。
一天朝罢，刘孔昭、赵之龙等勋臣在朝廷上群起诟骂，指称张慎言及吴甡为奸邪，叱咤之声响彻殿堂。他们认为张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对自己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给事中罗万象为张慎言辩护，称：“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为奸邪？”但刘孔昭等人并不罢休，他们伏地痛哭，继续吵闹，甚至上疏弹劾张慎言，极力诋毁郑三俊，并声称张慎言在迎立福王之时，阻拦非难，怀有二心，请求停止吴甡陛见之命，并且判张慎言欺罔蒙蔽国君罪。
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攻击，张慎言上疏辩解，并因此感到心灰意冷而上疏乞休。此时，兵部尚书史可法也上奏为张慎言辩护，称：“慎言疏荐无不当。诸臣痛哭喧呼，灭绝法纪，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御史王孙蕃也表示用人是吏部的职责，不应廷辱冢宰。然而，南明政权内部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各方利益冲突不断，张慎言的处境愈发艰难。
最终，吴甡没有出仕，张慎言的乞休请求得到批准，他被加太子太保，荫一子。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已攻陷山西，张慎言之子张履旋投崖而死，张慎言无家可归，只好流寓于安徽芜湖、宣城之间。南明弘光政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很快走向了灭亡。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屠扬州，陷南京，弘光帝朱由崧被执于芜湖。张慎言得知南明灭亡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疽发于背，他拒绝所有汤药，溘然长逝，终年68岁。这位一生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贤臣，带着未能实现的壮志，为南明弘光政权的苟延残喘画上了一笔悲凉与正气的句号。
如今，在山西阳城的故土上，张慎言“布衣知县”的故事仍在民间流传。他的《泊水斋文钞》被收入《四库全书》，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清醒成为研究明清之际社会与思想的重要文献。他一生坚守的清廉、正直与家国情怀——正如他在肃州流放时所写“荣辱相倚寻常事，贵贱更端五十年”，更是跨越时空，成为后世为官者、读书人乃至每个普通人的精神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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